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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江西的文章,谈到不同时代在江西出现的三位人物,在叙写他们的年谱生平及释解部分作品的同时,大致说出了江西这一行政区域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在谈行政区域这一题材的文章上,个人觉得独辟蹊径。现在想说一下四川,也想用这个模式,通过谈人物来讲叙四川这一行政区划的大致演变过程,再选三个人物的话,我选的是司马相如、苏轼、巴金。
也许有人还会问,为什么提到的都是些文人?
我想一个说法是,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时代,也无法预知命运,能做的只能是翻一下历史,找一些同类的人,类比地看一看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命运,然后为自己设想一下。其实,我现在说我是个有文字禀赋、日后可能会成为很大的文学家的人,你们也未必相信,我们还是往下来看。
“纵千金难买相如赋”,我们先来说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出生在公元前179年前后(西汉文帝时期),乳名为“犬子”,——后人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来源就在此处,其实就是俗语“狗儿”的意思。
大家知道,秦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最西南边陲,有巴、蜀这么两郡。巴郡大体上是今天的重庆市以及四川境内嘉陵江以东地区,这片地域在地图上看并不大,主体是今天重庆;蜀郡则在邛(qióng)崃山-大渡河一线以东的成都平原一带。巴郡、蜀郡加起来,大约相当于今天四川的东半部和重庆市(仔细看地图会发现,邛崃山-大渡河一线,把四川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西半部直到今天仍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诸如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这些,范围依然很大)。秦亡后,汉高帝(刘邦)六年(前201年),分蜀郡东部以及巴郡数县置广汉郡;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又割广汉郡南部僰(bó)道等县与新征服的南夷地区合在一起,置犍(qián)为郡,从此在巴郡和蜀郡之外,又增加了广汉、犍为两郡。这就是史书上讲行政区划很经典的一句话——“分巴割蜀,以成犍、广”叙述的,分了分巴郡,割去蜀郡一块,建成了犍为郡、广汉郡,这个意思。司马相如出生于公元前179年前后,年代上在广汉郡建置之后、犍为郡建置之前,也就是说,司马相如出生的时候,这里有三个郡的建置,这时的四川完全不是今天在地图上的形状,也远不及今天的面积。司马相如出生于巴郡安汉县(今天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然后随父母迁到了蜀郡。
司马相如长大后,长得俊美而有风度,《史记》上说他“雍容闲雅,甚都”,这里注意“都”这个字,它有“姣好”的意思,一般是用来形容女子的,比如诗经里的“洵美且都”,是说鲁国那个旷世美女文姜的。说司马相如“甚都”,是说的漂亮得简直比个女人的色相还好看。这样不难理解,有次临邛(今成都邛崃市)的富人办沙龙,请了司马相如去参加,结果这些人见了他的身姿相貌,“一坐尽倾”,原因自然是他长得太好看了。人长得如此俊俏,又写得一手好文章,还弹得一手好琴(据说当世时有一把名琴“绿绮”曾在他手上),真是让人羡慕。此外,还有一个方面——司马相如小时候练习过剑术,后来在皇宫禁卫军里面作过汉景帝侍卫。
司马相如大概在成都生活到二十岁,打通关节,从古蜀道去了长安,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也就是《史记》上说的“以赀为郎”。对于这句话,司马迁这样写,已经是作了一些掩饰了,暗指这个职位是花钱买来的。可最近看到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社会现实,并写文章作了种种辨护。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我们总没必要为过去的社会辩护粉饰吧?
汉景帝为人比较朴实,或者说天质有点钝,他“不悦诗书”,很像党的领导的做派。这样司马相如虽有才情,写得下绝妙的文赋,又帅得很,却得不到器重,只能委曲着做点警卫工作。后来,梁孝王入朝,相如得以和邹阳、枚乘他们结识,看到他们在梁孝王那里的生活待遇,让司马相如非常羡慕。过了几年,司马相如称病辞职,离开长安去了大梁(大梁即今天河南商丘)。在那里找到邹阳、枚乘他们,经他们引荐着住进了梁园。梁园是梁孝王的居所,当时天下第一名园,园内遍植名花珍木,又有诸多珍禽异兽,又建造了许多楼台亭阁,尤其冬日雪霁,整个梁园敷上一层白雪,玉宇琼楼,如同仙境。而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胞弟,景帝曾一度想把帝位传给他。有着这样的庇护,在梁园司马相如找到了他的人生乐园,在里面生活了八年,完成了《子虚赋》等一些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品我们下面再作些介绍,关键这八年的生活,无论起居、交游、创作等方面,司马相如都比较惬意。
梁孝王刘武去世以后,梁园宾客作鸟兽散,司马相如只得返回故乡,投靠到年少时的好友、在蜀郡临邛县做县令的王吉那里。后来的事大家就知道了——他参加那里的沙龙,赶上机会拐跑了临邛县的富家女、因丧偶回娘家居住的17岁美少妇卓文君。
“文君夜亡奔相如,偕至成都,家徒四壁立。”事实就是,司马相如一贫如洗,却靠着才情引逗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跟他私奔了。
爱情有了,生活却出现了困难,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成都渐次衣食无着,卓文君的父亲在临邛羞恼着不问,他们撑了几天,没法子,只好又返回临邛去。这样说,即便是个天才,让他一连几天不吃饭,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会饿得不行。回到临邛,卓文君卖了马车,又偷着找几个亲戚借了点钱,两人在临邛县城里开起了一爿酒店。这样,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做起了店小二,“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事情传到卓文君的父亲耳朵里,卓老爹觉得实在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分出“僮百人,钱百万”,把他们打发开了。
有了财钱僮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夫妻俩回到相如祖籍安汉县,买田置宅,很快变成了地主阶级,过上了富裕的生活。——有史料记载说,南朝梁天监六年(507),从安汉县分出一些地方设立新的行政单位的时候(文言句式为“析安汉县置XX县”,大家记下,以后我也这样用,为着行文简略),因为境内有司马相如旧宅,所以就把新县命名为“相如县”,——我想,这里记载的旧宅,就是当时司马相如他岳父给钱以后置办的——再过了900余年,到了明朝洪武年间,“相如县”撤销,并入蓬州——这方面我们下面再讲。
说到这里,我们再回溯一点,上面说到了《子虚赋》这篇文章,其实它的内容主要是写一位楚王带着大队人马在“云梦”这块地方围猎的盛况,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字数很多,拜读之下,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还是说出来吧,生僻字太多,好多字不认识。关于赋这种文体,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散文,四言、六言句式比较多,同时又有变换。这篇《子虚赋》后来被汉武帝看到了,因为生僻字太多,当时汉武帝看了,也像我这种感觉,一阵犯傻,以为哪位古代人写的。好在这时汉武帝身边的宠物官杨得意,和司马相如是同乡,把情况禀明了汉武帝。汉武帝喜出望外,下诏要召见司马相如。
所以,司马相如一生有两位贵人,都是他的同乡,一个是王吉,他使得司马相如拐走了卓文君;再一个就是杨得意,他使得司马相如被汉武帝召唤入朝。
往下再讲,你们可能就觉得有点累了。其实,我有时候看一些人物年谱,逐年逐岁地看下去,时间长了也很厌倦,精力有所不支,有时候心里忍不住抱怨,这人怎么活了这么大岁数,害得我老是看不完?呵,所以请大家耐心一些。
司马相如入朝以后,又写了一篇赋作,叫《上林赋》。这篇赋其实是对《子虚赋》的续写,接着前文的结尾往下写开,又铺张扬厉地写到了天子围猎的盛况——这时汉朝的疆域,比春秋战国时期诸国的总和还要大,张骞正在“凿空”西域(今天的新疆),云贵高原一带相继臣服,东南则拓展到了大海之滨,虽然青藏高原不在版图之内,但疆域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这么一个辉煌时代,反映到文章上,气象自然恢宏壮阔。
过了几年,唐蒙奉命开西南夷道,在蜀地引发人民矛盾,汉武帝把司马相如派过去调解。司马相如到了故乡,写了篇《难(nàn)蜀父老檄》发布出去,将乡亲们安抚下来。治民有功,汉武帝于是继续任命他为中郎将,持节(手上拿一件信物,表示是代表皇帝的身份)出使邛、笮、冉、駹、斯榆等西南夷国,诸夷君长纷纷归顺汉王朝。这样,西汉的边界,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zāng)柯江,汉武帝在这一带又建了几个郡,并在这些郡的基础上,设立了益州刺史部。所以司马相如对于疆域的开拓,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卓文君的父亲沾得了女婿很大光彩。
这里注意一点,我们讲到这一时期的地理,不是以北京的位置展开视角,也不是以我目前所在的地点展开视角,而是从洛阳发出视角。巴蜀两郡以外,广大的横断山脉地区和云南、贵州(以现在的地理标称来讲)这些地方,分布着一些其他民族政权,由于在洛阳看,巴蜀及这些地方都在西南方向上,所以,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可惜的是,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各国这一时期有贪腐行为,经人告发,被弹劾了下来。
过了些时候,司马相如又被提起来做了官,可能还是有作风问题,后来汉武帝量才而用,让他“为孝文园令,秩六百石”,到司隶校尉部右扶风郡茂陵县看守皇家陵园去了。
再后来,司马相如就退休居住在茂陵。
再有一事,司马相如的人生有一处苦恼,是他一直患有消渴疾,这种病的症状为多饮、多尿、多食、消瘦、疲乏,类似于现在的糖尿病,——知道了上面这些情况,再来看李商隐的诗“梁园休问旧宾客,茂陵风雨病相如”,似乎就更容易理解了。李商隐是把自己比做生病的司马相如。
另外,司马相如还有一处美中不足,也可以说是生理缺陷,就是讲话口吃。一个容貌俊美、精通文学和音乐、懂剑术、可以倾倒众生的人,偏偏讲话期期艾艾,真是让人感叹,也许上天永远造不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毛病。
不过总的来看,司马相如除了糖尿病和口吃以外,一生过得算是相当不错,尤其他在梁园生活的那段时光,常人难以企及,虽然寿命短了点,但相比下面要讲到的这一位,情况好象好得很多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
对,要说的是苏轼。
提起苏轼,你们也许会以为他的人生过得比司马相如风光很多,因为听起来名气大很多。
其实,苏轼一生远不如司马相如活得风光,倒是比司马相如倒霉得厉害。
我们从头来说:
苏轼,公元1037年生,北宋眉州眉山人。
眉州有座山,因其远望如眉,所以叫作眉山。说起来就有意思了,我们上面讲到的卓文君,书里形容她的美貌,说是“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说卓文君眉毛像山色,可这里又说有座山像眉毛,一会儿眉色如山,一会儿是山色如眉,汉语言有时就这样来回取譬,却别有一种妙处。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谈过宋朝在行政区划上的一些情况,下面简略地讲一讲四川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乾德六年(968年),宋太祖灭后蜀,设西川路,这时的西川路辖境大约包括今天四川省邛崃山、大渡河以东和陕西省汉中地区西部,以及贵州省大部,还有甘肃省、云南省、湖北省一小部分,好多界线与今天并不一致。开宝六年(973年),也就是说五年后,从西川路分出峡西路,即此时由一路分为两路,西川路和峡西路。接着,咸平四年(1001年),再分西川路为益州、梓州二路,分峡西路为利州、夔州二路,总共算起来是四路,统称之为“川峡四路”(注意不是川陕)。对于这四路具体的辖区,写出来稍嫌复杂,大家也未必愿意仔细看,所以不才在这里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在地图上粗略地标记了一下,大体上是这么几块区域,不是十分准确,大家参照着看一下好了。我想,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仿照“江南西路”简化一下,“川峡四路”就可以叫“川四路”喽,不过这样不好听,倒装一下,叫成四川,就比较顺耳了,这就是四川的由来。
宋朝以后,元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川行省,这个名称就正式出现在行政区划中,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苏轼出生在益州路的眉州眉山县,1059年,也就是苏轼23岁的时候,益州路又改称成都府路。
大家知道,苏轼一生有两段时运很差。第一段是在他44岁的时候,这年八月发生“乌台诗案”,入狱后他“一日数惊”,几度面临要被杀头的境地,最后幸而得免于死,出狱被贬谪到黄州;第二段是在他59岁的时候,这段坏时运一直伴随到他去世,大家不妨呷口茶,听我具体这么讲一回。
其实“乌台诗案”就是一场文字狱,你说苏轼委曲,其实也不完全委曲,因为他确实写了一些讽刺新法的诗作,并且在审讯他的时候,这些他都供认不讳。比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他承认是讽刺青苗法的。再比如,“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他承认是讽刺盐法的。关于言论尺度这回事,历代都有,即便是到了现在,不是也有“文责自负”这一回事吗?人类口舌上的事情总是很难讲的,言论自由只是在西方社会和某些地区彻底实现了。
不过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是,这个案件的起因,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沈括。
沈括比苏轼大五岁,两人曾经同在崇文院供职,期间有些过从(交往)。崇文院以后,两人就不在一块工作了,不过交情还在。1073年(自然是乌台案之前),沈括以“三司使”的身份察访两浙,在向宋神宗辞行的时候,神宗想起了苏轼在杭州做通判,就嘱托沈括好好去看望他一下,沈括答应了下来。到了杭州,沈括见了苏轼,两人一块喝酒叙旧。谈话间,苏轼透露出一些心中不满,并把自己新近写的一些讽刺时政的诗讲了出来。沈括见机,就向苏轼求这几首诗,苏轼没多想,随手就抄写了给他。不曾想,沈括拿到这些诗,回来就向当时的宰相王安石报告,说苏轼如何作诗嘲讽新法,罪不可赦。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出卖、陷害苏轼,讨好上司,为自己加官进爵。
好在王安石识破了他的心机,没有报告给皇上。
文言文里的记载是这样:
王铚《元祐补录·沈括集》云,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则籤帖以进,云词皆訕懟。……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獄,实本于括云。元祐中,軾知杭州,括闲废在潤,往來迎謁恭甚。軾益薄其為人。
所以,“乌台诗案”的发生,史有明载,与沈括大有关系。当时如果没有沈括的揭发,李定他们并也看不出来苏轼这些诗的真正含义。并且,沈括后来还有陷害王安石的行为,人前为人,人后则为魑魅,这种人着实有点可怕,所以王安石也痛心地称他是“不可亲近的小人”。偏偏我们拿这种人又没什么好办法,后来沈括落魄了,“闲废在润”,表面上又装得像个没事人一样,恭恭敬敬地去拜会苏轼,苏轼也只能是“薄其为人”而已。
其实,说起来沈括这个人贡献也不小,身后有《梦溪笔谈》行世。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是苏轼讲了什么讥讽、轻蔑的话,沈括气量小,怀恨在心,想要报复,并且内心一直嫉妒苏轼的才能,害死他自己能落个痛快。
回溯一点,接着上面的话往下讲: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做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今天县武装部的一个副职,微不足道),整个事情就烟消云散了。到了49岁,苏轼在黄州满三年,改授汝州团练副使,于第二年去了常州。过了几年,又调任登州,刚到任又被召回开封。这时候,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变法派失势,旧派人物上台,苏轼慢慢地开始转运。接连任调几次,逐渐升职,职位最高做到了礼部尚书(大约相当于现在文化部加教育部部长),这段时间苏轼的生活应该是富贵荣华的。不过对于这一时期,我有一个疑问:对于以前迫害他的人,不知道苏轼有没有再见到。
照今天来说,苏轼是摩羯座的人,不可能不报复。不过,由现在看到的资料来说,他好象是个不知道还手的人。所以,一般人认为苏轼是个风趣洒脱、好作惊人之语的人,我更有一个感觉,觉得他更是一个吃水线很浅、几乎没有影子的一个人,对人没有堤防,没有惩恶扬善的行为,一路随波浮沉。
到了59岁的时候,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变法派上台,苏轼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段霉运。几个御史(不是李定那一批)又从苏轼文章中找到罪证,再度诬告、迫害他,并且又得逞了。这次发落下来是贬得够狠,一直贬过南岭,贬到了英州,并且还没到任,路上又加贬到惠州。过了3年,又贬到了海南岛。贬得如此之远,历史上我只知道王勃的父亲有过这种经历。
一直到苏轼65岁,哲宗驾崩,徽宗继位,苏轼被召还朝,才得以北归。可惜,次年就病死在路上。这样看,苏轼的晚年过得很糟糕,大体是在流落中颠沛着死去的。——所以我说,苏轼并没有司马相如活得风光,司马相如是奉命假节出使西南诸夷,苏轼却是一贬再贬到了海南。
再看苏轼这个人,他会写文章,诗、词、赋都能写,写得流传千古,毛笔书法也是一流,宋四家之一嘛。还有一点,苏轼会画国画,而我对于美术的创作与鉴赏能力,大概相当于汉景帝对于文学作品的程度,所以在作画这一点上,要佩服他了。另外,苏轼一生很喜欢吃甜,他吃甜是因为四川自古产糖和蜜,古时蜀菜大多是甜的,所以养成了这么个习惯。——我想这也可能是司马相如罹患糖尿病的一个原因。我吃过一次“东坡肉”,尝着也是有点发甜的。不过,这样有一点就让我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川菜却是以麻辣见长呢?有点想不通。
最后来说一点,对于苏轼一生被贬,我想其实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如果他一直官运亨通,他可能就一直呆在开封,不到别的地方去了。纵然是象年轻时那会儿喜欢旅游,“赴长安,游骊山”,但也决不会跑到海南岛去,不会有那么多成色很好的作品,更不会写“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这样的句子。有时候我在想,大概那个时候人类还发明不出摄录机,上帝只好让苏轼到处去“抓拍”了。现在可以想见的当时一些事物的样子,有些是苏轼用笔墨留存下来的。
对于一切遭遇,苏轼有句总结,他说是: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对于这句诗,我总觉得,语感还可以,可表达的不是我所希望那种情绪与态势,或者说文学和感情色彩不够。这比起“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 (柳宗元)这一句,似乎平浅了很多。我尝试着想替他写出来,琢磨了几宿,勉强得出一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姑且写出来:
沉浮坎坷忿怨尽,风物河山看未足。
——献丑了。
徽宗继位第一年,苏轼去世。
苏轼去世,北宋剩下没多少年头了,往下的历史就是徽、钦二帝被虏的“靖康之耻”了。一个人在一个朝代里起落沉浮,含冤负屈,一生标识出那么一些痕迹……
往再要讲到一个人,巴金。
我对巴金的印象始于一篇空灵的散文——《废园外》,文末有句话,记忆中的样子大概是:
“……脸上有一点湿,身上有点冷,下雨了……那是被炮火振毁的家啊,四处都漏雨……”
这种风格,与何其芳前期作品的风格很相近,完全是浪漫主义的调子,我对这种风格一直推崇。
近几天读“巴金大事年表”,上面有这么一条:
一九四四年 四十一岁
夏,何其芳自延安来渝,携巴金赴曾家岩拜访周恩来。
这样看来两人是认识的,两个人在作品风格上,好像都有经过浪漫主义转为现实主义的过程。何其芳后来的作品风格转变很大,完全变成了现实主义。巴金的作品读的不多,感觉好像也有这种痕迹。
巴金生于1904年11月25日,——晚清时期,他是正儿八经出生在成都城城内的,司马相如和苏轼两人都不是生在成都。而巴金生于成都北门正通顺街,家里是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
巴金长大后,到了民国时期。民国初期,承袭清朝旧制,全国仍为22省,四川省为其中之一。随后,北洋政府在22省之外,设定了热河、察哈尔等一些特别行政区,其中一个叫做川边特别行政区,范围大致就是今天四川西部地区,也就是上面说的今天四川境内邛崃山-大渡河一线以西地区。民国28年(1939),改设川边特别行政区为西康省。对于西康省大家可能不熟悉,不过如果告诉你说,它的行政中心一度设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会让你想起一首情歌,康定,对,曾经的西康省,省会正是康定。这首歌叫《康定情歌》——到了1955年,共和国成立以后,废除西康省,把原西康省辖区内的金沙江以东区域划归四川省,其他地区归入西藏。这样,四川在地图上的轮廓,才变成了今天的一只金元宝的形状。上面说到,明洪武年间,撤消相如县,改入蓬州,到了中华民国二年(1913)的时候,又改“蓬州”为蓬安县,划其为南充市(地级市)所辖。这就是为什么司马相如生在巴郡安汉县,现在说成是南充蓬安县,它是这么一路演变过来的。
巴金和司马相如、苏轼他们情况差不多一致,在四川过了青少年时期,然后开始往外面走。不过这时巴金已经可以从成都往南走,走到宜宾起程,从三峡沿着长江水一直东下了。我们来看,司马相如一直盛赞天下之大,可他只到了川西、云南这些地方,苏轼去了岭南,去了海南岛,认为是到了天涯海角,更称之为“南荒”。到巴金这里,他24岁的时候飘洋过海去了更远的蛮夷之地,——法国。这样看,人类积2000余年的开拓,才发现自己生活的地方空间多么大了。
巴金在法国的时间只有一年,然后就回国了,回国后开始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同时创作出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灭亡》。25岁到30岁,辗转上海、南京、北平各地,出版了《家》、《雾》、《雨》等一些小说作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转辗西南武汉、重庆、成都、昆明各地,完成了《春》、《秋》的创作。
抗美援朝时巴金去朝鲜战场作了8个月的实地访问。再后来,遭遇“文革”,他被一伙“暴民”苦整,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改两年半——注意,这时候他的年纪和苏轼在海南岛时差不多——这样大家可以看到,即便是普通的民众,把心内的嫉妒释放出来,也是那么可怕。讲到这些,我们再讲一个人,刘文典。他与巴金算是同时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继而受聘于北京大学,成为《新青年》的编辑。在古集校勘方面贡献突出,有《庄子补正》十卷等著作行世。
说起来,上天造人,第一类应该是有禀赋的人,即天才;第二类是智商高、学问深厚的人,即人才。一个类别对更高的另一个类别的人,心里有些不服气,也许是应该的。
刘文典一直很喜欢奚落沈从文,觉得他不佩和自己一起教书,有一天,有人跟刘文典提到巴金,大约说:“他现在很火,很出名,你认识他吗?”刘文典听了,轻轻摇着头,嘴里喃喃地说:“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我想,他内心大约隐隐地怀有那么一层妒忌,这句话也许就暴露出这种心态,一种类似于沈括对苏轼的心理。
其实,人都盼望自己是最有能力的人,可以超越别人,目空一切,而不希望自己因为低于别人。而真实的情况是,刘文典不太能搞创作。在我看来,一个有创作能力的人是不太愿意做学术研究的,像我现在写这么一篇文章,有时就感觉历史实在是纷乱不堪,需要耗费很多的脑筋,所以从起稿到现在,几度搁置不怎么想写下去。近尔,我觉得使沈从文后来完成《中国古代服装研究》这部学术性著作,也许是因为和刘文典斗气,再有可能就是,他在没有创作灵感的时候觉得有点无聊,所以找了点有兴趣的事来做。
不过,刘文典先生并没有让心中的嫉妒变成说不过去的行为,他只表露在言语上。我认为这样是可以称赞的。嘲讽、攻讦,言语上怎么样都可以,亦能博大家一笑,无可厚非。只是千万不要做出不恰当的行为,一旦有了这些行为,身后的事情就有点悲惨了。你看沈括,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单独列传。
与司马相如、苏轼这些同乡相比,巴金晚年过得相当好。文革以后,他几度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受到的优待,大约可比司马相如在梁园时的生活,虽然这时他年纪上大了一点。
说起来有点报歉,直到写这篇文章之前,还误以为巴金依然活在世上。现在知道,他于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华东医院病逝,离开我们有几个年头了。我要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文人要进行呕心沥血的创作,能活过70岁的,是少之又少,巴金竟然活过了一百岁,实在算是个鲜例。
其实民国年间的文人,风流倜傥到司马相如、苏轼那种程度的,巴金并不是理所应当当选的,如果要举一个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徐志摩,只是在这里我们谈不到他。
好,到这里四川和这三位人物就讲完了。
最后再把三个人作一下比较的话,他们有一个相通之处,那就是都是“客死异乡”。司马相如终老茂陵,苏轼归途中死于常州,巴金则病逝于上海。他们都没有在晚年返回故里。
巴金晚年住在上海,有一次很想吃家乡那道有名的小吃“夫妻肺片”,最后托人捎了过来,我想这大概是他最后的“莼鲈之思”了吧。
起稿于2012年9月某日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14:07完稿
2013年6月27日星期四 17:28修订
2013年12月1日星期日 18:32再修订
2014年--2015年,修订过中间几个段落。 2017年06月13日,00:21:29,从头修订一遍,未能定稿。
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修订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