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启“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地球人对自己的垃圾拎得清吗?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被不少人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这之后,《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版也有可能登上舞台,这意味着北京同样将开始对生活垃圾分类动真格。
放眼全球,许多国家的垃圾分类其实早就非常严格,政府也会想方设法地来推行垃圾分类,让它变成人们不可或缺的责任。比如日本的某些地区会在每年的12月发给居民们一个特别的“日历”,日历由黄色、绿色、蓝色等颜色组成,每一种颜色就代表一个可以扔某种类型垃圾的日子,这样能帮助老百姓按照日历来进行垃圾分类。
但垃圾分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许多人会因为这么大一项复杂的工程而选择胡乱丢弃垃圾。为此,许多国家出台了相当严格甚至恐怖的惩罚措施,一旦你没有按照规定处理垃圾,你可能需要去社区进行一年免费的社区服务,或者将整条街道的垃圾带回家并和它们“和谐”地相处一周。更严重的,你可能会被罚款30000美元或者被监禁6年!这些惩罚措施虽然奇怪又严苛,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十分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立法来促进垃圾分类再回收的流程外,各国还积极研发了智能垃圾分类技术来鼓励人们管理生活垃圾,不论是美国的智能废物分类系统,还是波兰的人工智能垃圾桶,抑或是西班牙的人工AI垃圾分拣机器人,都为垃圾分类的层级管理提供了一种便利而又智能的新思路。
垃圾分类体系各显神通
美国:垃圾处理产业收益高达上百亿美元
德国:细致的垃圾分类可以逼疯外地人
印度: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
1031年,日本人发现了废纸的好处,政府规定所有的文件和纸张都要被回收并重新制成新纸,而新纸会在全国各地的“Staples”商店销售,这是“垃圾回收再利用”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1865年,“救世军”在伦敦成立,开始组织民众收集、分类和回收废品,并雇佣了伦敦的许多穷人来专门回收这些废品。这是西方世界早期“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系统”的理念萌芽。
如今,垃圾分类和垃圾回收再利用的理念在世界各国都有了很好的发展,许多国家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垃圾分类体系和回收系统。而垃圾分类不仅可以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它作为生活垃圾处理流程的一部分,还能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76年颁布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RCRA)》,法案规定美国环境保护局(EPA)负责管理废物回收及再利用的所有流程,并鼓励各州制定分类管理垃圾的综合计划。据EPA统计,2000年至2016年美国垃圾处理产业的收入高达600亿美元,而2007年至2018年美国垃圾管理和补救服务的总产出达到了1074亿美元。由此可见,垃圾分类和处理流程为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清洁与卫生,还有一系列的经济收入与产出。
在美国,垃圾分类回收的规定在各个州都是不同的。比如加州的居民们就只认准三种颜色的垃圾桶,分别是灰色、蓝色和绿色,其中灰色的垃圾桶用来装可再生的垃圾,如酒瓶、饮料瓶、易拉罐、干净的废纸等,而蓝色的垃圾桶就用来装不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如食物残渣、菜根果皮等厨余垃圾,绿色的垃圾桶则用来装院子里的杂草、修剪的树枝等庭院垃圾。但在伊利诺伊州,州政府将垃圾分为了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庭院垃圾这四个类别,居民们需要将可回收的垃圾放进蓝色垃圾桶,然后等待垃圾回收公司的垃圾车来收走这些可回收的废品。
然而,相对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65.6%的德国来说,美国的垃圾分类回收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
在德国,垃圾分类是可以逼疯外地人的!在扔掉一个垃圾之前,德国人需要判断此垃圾是否还有用,旧衣物、旧家具以及旧电子产品?如果你觉得这个垃圾对某人还有用,请出售或者捐赠;如果无用,那你的旧衣服请放入灰色垃圾箱,旧家具请联系垃圾回收公司(收费)或者自己将它带到指定的15个回收中心之一。二手的电子产品是不能进入垃圾桶的,你需要将它们放到特殊的回收地点。旧油漆送回五金店,有押金的瓶瓶罐罐送回杂货店,其他的垃圾请看它有无可回收标志,如果有,请放入黄色垃圾箱。如果没有,那恭喜你,进入下一个垃圾回收环节,识别垃圾该进入哪个颜色的垃圾箱!蓝色垃圾箱是纸和纸板的好去处,但是纸巾、油腻的披萨盒以及脏纸板等不能放入蓝色垃圾箱;绿色和白色垃圾箱是给人们放没有押金的玻璃的,但是陶瓷、水晶、花盆等也不能放进这类垃圾箱;黄色和橙色垃圾箱可以放置塑料、金属和有回收标志的垃圾,但请不要将爸爸不听的CD和盒式磁带扔进去;棕色垃圾箱适用于所有可生物降解的商品,而其他的垃圾最后会被放置在灰色和黑色垃圾箱里。
当然,除了这些固体垃圾的分类,国际上还流行着干湿垃圾的分类。
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制造国之一,每个人每天平均能产生1至2公斤的固体垃圾。据估计,印度每天产生大约1.35至1.5亿吨垃圾,但其中只有20%被妥善处理。随着大量固体垃圾的产生,印度决定从源头实施垃圾分类。
印度的居民们需要根据垃圾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特性将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卫生垃圾、危险家庭垃圾和电子垃圾这五类。干垃圾是指所有不被视为污湿物品的物品,这其中既有可回收的材料,也有不可回收的材料,比如瓶子、罐头、衣服、塑料、木材、玻璃、金属和纸张等物品;湿垃圾是指所有有机物品,比如食品、脏食品包装材料、卫生用品、庭院垃圾、纸巾等;卫生垃圾是指因为人类和人类活动的液体而被污染的液体或固体垃圾,这其中也包括医疗垃圾;危险家庭垃圾是指含有腐蚀性、毒性,或者可燃、可化学反应的所有家庭垃圾;最后,电子垃圾,顾名思义,是指所有的二手电子产品。
罚
弄不清垃圾分类没关系?
看看各国的惩罚措施就知道厉害了!
美国:乱扔垃圾可能面临最长达6年的监禁
日本:扔错垃圾除了遭邻居嫌弃,还会被罚款1000万日元
德国:不好好扔垃圾会被“人肉搜索”并缴纳更高的垃圾清理费
尼日利亚:要么对垃圾认真分类,要么把垃圾带回家
许多国家每年都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清理道路边、公园里或者沿海地区散落的各种垃圾。对于那些随地倾倒垃圾或者胡乱分类垃圾的人,每个国家的处理方式都大有不同,除了通过各种方法来劝阻之外,国家还会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这些人进行口头教育、劳动改造或者刑事处罚。
在美国,所有州都有属于自己的某项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的法案,但根据倾倒垃圾的数量、类型和位置,处罚会有很大的差异。
例如,在亚利桑那、佛罗里达和缅因等十多个州,垃圾的重量或者体积决定了刑事处罚的严重程度,而其他州更多的是关注倾倒垃圾的类型,它们会对乱扔大型垃圾(旧家具或圣诞树等)的人进行处罚。对于较小的案件,法院通常会处以罚款,并下令犯罪人在规定时间内清理垃圾以及进行社区服务,罚款范围从科罗拉多州的20美元到马里兰州的30000美元不等。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违法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在爱达荷州的刑期为10天,但在田纳西州,监禁时间可能长达6年。还有一些比较奇怪但有效的处罚,比如马里兰州、伊利诺伊州和格鲁吉亚州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胡乱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扣押驾驶执照,在高速公路上乱扔垃圾的人需要连续30天来打扫这一段高速公路,在路边乱扔垃圾的人会被法院公布姓名并打扫周围1.6公里内的街道。
日本与美国的州自治制度相同,实行的是地方自治制度,垃圾分类的规定也会因为地方的不同而差异很大。如果在日本没有好好分类垃圾,那可能会有三种结果。第一,错过一周一次或者一周两次的垃圾车,然后你就需要和你臭臭的垃圾再待上一个星期;第二,引发邻里矛盾。日本的垃圾分类已经实施了30年,当年受教育的小学生现在长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你仍然不会好好分类垃圾,那只能证明你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你的邻居可能会非常嫌弃你;第三,面临罚款、社区服务和较重的刑事处罚,日本某些地方如果有不好好分类垃圾的惯犯,区政府可能会让他参与社区的垃圾分类咨询服务,并强制安排这些违规者参观垃圾回收单位,让他们对这里的工作人员感到抱歉,但如果情节十分严重,就可能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而对于那些将在日本待上几个月或几年的国际学生,大学会对他们进行关于日本生活的指导,包括如何正确处理垃圾。当你搬到新公寓时,你会收到一本关于你所在地区正确处理垃圾的小册子,你必须严格遵守这本小册子上的垃圾分类规则,哪怕你只在这里待一个星期,这就是日本人对垃圾分类的态度。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详细地报道了日本四国岛Kakimatsu镇的垃圾分类是如何影响当地居民的,Kakimatsu镇有多达44种垃圾的分类,每种分类的划分标准近乎变态。镇子里既有因为用圆珠笔在包上写了身份证号码而无法分类的家庭妇女,又有因为长期分类不合格而被赶出公寓的年轻夫妇。这也许有点极端,但对于不好好垃圾分类的人,日本社会也并没有太多同理心给他们。
德国对于垃圾分类也非常极端,在德国,如果垃圾没有被好好分类,可能会连累一大批人。比如垃圾回收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社区垃圾没有按照规定来分类投放,他们就会给这个社区的物业管理以及全体居民发送警告信。如果警告后情况没有改善,垃圾回收公司就会毫不犹豫地提高这片居民区的垃圾清理费。为了不缴纳更高的清理费,社区会自行组织会议并逐一排查,直到找出“犯罪嫌疑人”。
相对其他国家严苛的法律法规,尼日利亚的惩罚措辞显得既轻松又可怕。就在今年5月,一名居住在拉格斯的男子因为在路边倾倒垃圾,被当地垃圾管理机构勒令清理那条路上的所有垃圾,并把清理的垃圾装进车带回家,向家人和邻居解释为什么他会被如此惩罚,令人感到难受的是,这个惩罚还会持续将近一周的时间。
AI
AI时代的智能化垃圾处理
日本:垃圾处理也可以很性感
美国:智能废物分类系统实现快速管理
波兰:人工智能垃圾桶自动分类垃圾
芬兰、西班牙:机器人废物分拣机大显神通
在所有垃圾被合理分类后,它们都去哪里了?许多人可能认为合理的垃圾分类是为了让它们更容易被回收利用,但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误解。大多数你撕成小块的纸张或者是拆分出来的塑料包装,都没有进入一个“快乐的”新循环生活,最有可能的,它们只是被烧掉了。
虽然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很好,但是其回收率只有20%,与其他国土面积小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比如荷兰有51%的回收率,英国有39%的回收率,日本的回收率是偏低的。如果你在日本听到“流化床”这个词语,你可能会联想到爱情酒店。但很抱歉,流化床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舒适的东西,因为流化床实际上指的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技术。这项技术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燃烧材料方法,但因为焚烧炉无法接纳较大的颗粒,所以在处理固体废物时,你精心撕碎的纸张和塑料就有了用武之地。这项技术的燃烧原理可以概括为“气体和固体的快速紧密混合以促进床内的快速传热和化学反应”,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垃圾处理也可以很“性感”。
这种城市固体废物的热处理相比其他形式的焚烧有一定的优势:它更便宜,占用更少的空间,产生更少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另外,其产生的热量还可以用于城市发电。所以虽然这项技术没有回收利用这么干净,但它确实很适合日本。在废物管理的层级结构中,这种废物转化为能源的处理方式排名低于回收和堆肥,但高于各种填埋场。
相比之下,美国使用垃圾填埋场处理垃圾的比例几乎与日本使用焚烧的比例(69%)相同。在美国,垃圾处理的类型一般包括回收、堆肥、填埋、焚烧、清洁填充处理和土壤处理这六种方法。虽然城市生活垃圾填埋仍然是美国处理垃圾的主要渠道,但美国的垃圾填埋场也在每年减少。在垃圾分类上,美国多家固体废物处理公司都推出了智能废物分类系统、智能垃圾分类回收箱等技术。
以Citylink的智能废物分类系统为例,Citylink使用了“物联网+互联网+区块链”的技术系统,让信息处理更加高效。该系统还采用行政+市场一体化规划设计理念,可以协助政府职能部门有效实施智能废物分类和减废管理,构建一个实用且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操作系统。系统主要以社区普及+精确监督+自助激励+回收预约的方法来实现垃圾分类,系统中的管理员和参与者都可以从系统中获取垃圾的分类信息和处理流程,管理者根据参与者的终端监测垃圾分类合理性,以此来实施奖惩制度,而参与者可以通过系统来预约回收以赚取奖励。这项技术将政府、垃圾处理公司和社区居民紧密地连接到了一起,三方都可以在系统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并实时更新,实现了垃圾分类的快速管理和城市的清洁卫生,是一项非常先进的垃圾分类技术。
当然,人工智能(AI)在垃圾分类流程中也有一席之地。
波兰创业公司Bin-e公司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人工智能垃圾桶,这种垃圾桶通过传感器、摄像头以及AI图像识别算法来自动分类垃圾,用户只需要在垃圾桶前扫描一下垃圾,垃圾桶的舱门便会打开。不仅如此,垃圾回收公司还可以通过APP来随时检查垃圾桶的剩余空间,方便垃圾车及时清理垃圾。
而早在2011年,芬兰公司Zen Robotics就首次使用了机器人废物分拣机来进行废物管理。他们的系统结合使用了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等技术来运行机器人的机械臂,以便从移动的传送带中分选和回收再生材料。而西班牙的Sadako Technologies公司也一直在研究一种比Zen Robotics更灵巧的AI技术来升级垃圾分类系统,他们研发的Clarke机器人于2016年正式运行。Clarke可以识别来自纸箱的图像,包括纸箱的徽标和包装印刷,它每分钟能抓取约60箱纸箱,并以一种超人的速度进行垃圾分类、转移垃圾以及再加工,抓取、再分类和再加工的精度都近乎完美。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3期,原文标题《世界的十字路口——印度南部》,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文/袁越
印度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至今依然在印度南部保存完好的达罗毗荼文明是地球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古典文明,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人类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里走过了无数个十字路口,其中最重要的几个都发生在南印。考察一下印度人在这几个关键节点所做的选择,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从气候上讲,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哪里?答案是低纬度高海拔地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做到四季如春。
2019年2月的某一天,我来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此地名曰苏丹巴特利(Sultan Battery),位于印度最南端的喀拉拉邦(Kerala)的北部山区,纬度只有11°,海拔接近1000米,基本符合上述两项条件,所以这里成了印度人避暑的地方,游客络绎不绝。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在一群印度大学生游客后面爬上了一座海拔超过1200米的高山,来到了位于山顶附近的埃达卡山洞(Edakkal Cave)。洞内有很多石刻壁画,最古老的已有8000年的历史了,最新的则创作于公元前1000年,见证了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农业时代的变化过程。
虽说世界各地发现过很多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壁画,但像这样用坚硬的石笔刻上去的线条型壁画则非常罕见,据说整个南部印度迄今为止仅此一家,研究价值极高。
洞内有一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给游客们讲解,用的居然是英语。印度是个语言种类异常丰富的国家,使用者超过100万人的语言有30种之多。比如喀拉拉邦居民的常用语是马拉雅拉姆语,隔壁的泰米尔纳度邦(Tamil Nadu)则说泰米尔语,两者不但完全不同,而且和印度最流行的官方语言印地语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印度人之间经常不得不使用英语相互交流,就连电视台转播印度总理讲话时都要根据受众的不同配备不同语言的翻译。一位印度大学生对我说,他相信迟早有一天印度会变成一个英语国家,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喀拉拉邦是典型的低纬度高海拔地区,气候四季如春,适宜居住(视觉中国供图)
因为英语的普及程度相对较高,我可以和路上遇到的普通印度老百姓当面交流。虽然这种交流也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总比通过翻译对话要好得多,我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印度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以及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些信息都非常宝贵。这样的待遇通常只在欧美发达国家旅行时才会有,发展中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和南非等少数几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具备这样的条件。
虽然那位讲解员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印度口音,听起来很费劲,但我还是走过去认真听讲,因为我发现如果没有他的讲解,我很难看出墙上的那些杂乱无章的线条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看出了两个人形,画的似乎是一位带着夸张头饰的酋长,一张正面一张反面。除此之外,我还看出几位妇女儿童的形象,以及一只狗、一头大象、一株大树和一辆带轮子的拖车。这些画的风格十分写意,水平不高,更像是儿童的涂鸦之作。
这些画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仅凭这些简单的线条很难得出可靠的结论。其中一面墙上刻着一些疑似象形文字的符号,可惜至今尚未被破译。几年前,一位印度考古学家发现其中一个人物的头上戴着一顶类似水缸的帽子,很像印度河谷遗址发现的头饰,于是大家猜测这些画的创作者很可能属于印度河谷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
印度河谷位于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处,英国考古学家于上世纪20年代在那里发现了数个被遗弃的古城,测年结果显示早在公元前3300年那里就出现了村庄,有了文明的迹象。到公元前2600年时,印度河谷文明进入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好几个可以同时容纳几万名居民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建筑结构复杂而又统一,从城墙到街道再到排水系统等等设施一应俱全,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有效的权力集团,城市居民彼此间有了分工与合作。但不知因为何种原因,自公元前1900年开始,印度河谷文明走了下坡路,人口逐渐减少,田地日渐荒芜。到公元前1300年时,这些城市被彻底遗弃,居民们不知去了哪里。
即使只从鼎盛时期开始算起,印度河谷文明也比传说中的夏朝早了将近500年,是考古界公认的南亚地区最早的人类文明,甚至可以比肩同时代的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亚述文明,因此印度人一直骄傲地把它视为印度文明的发源地,其地位有点像中国的殷墟或者二里头。问题在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足以证明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但印度河谷出土的文字符号至今尚未被破译,人们只能从其他方面猜测其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关系。
就像中国人喜欢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一样,印度人也喜欢称自己是雅利安人(Aryan)的后代。根据现存最古老的梵文诗歌集《梨俱吠陀》(Rig Veda)记载,雅利安人高鼻深目,白肤蓝眼,精神高贵,智慧过人,不但发明了梵文,还创立了印度教的前身吠陀教,一举奠定了印度文化的根基。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今天的印度人大都以白为美,街头广告上的模特以肤色白皙的欧洲人长相者居多,和街边行人黝黑的肤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梵文和大部分欧洲语言十分相似,同属印欧语系,所以一些欧洲学者相信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来自印度。再加上《圣经》里提到的伊甸园是在中东地区,那里是犹太人的发源地,很多反犹的欧洲人不喜欢这一点,便把目光转向了遥远的东方。比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坚信欧洲大陆最早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日耳曼人都是雅利安人的后代。纳粹德国继承了这一思想,甚至把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万字符当作纳粹党的标志。
既然如此,为什么今天的印度人肤色普遍偏黑呢?雅利安理论的拥趸们想出了一个理由,认为这是高贵的雅利安基因被印度次大陆上的原住民基因“污染”后的结果。
那么,这些传说中的原住民到底长啥样呢?答案只能从乌提(Ooty)附近的印度原住民研究中心(Tribal Research Centre)去寻找。乌提位于苏丹巴特利东边的尼尔吉里(Nilgiri)山区,行政上隶属于泰米尔纳度邦。这里的海拔高达2200米,对于普通印度人来说气温有点过低了,但却更加贴近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于是这里最早是被英国殖民者开发成避暑胜地的,但如今也成了普通印度人度假的地方。
苏丹巴特利和乌提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但因为要走盘山公路,行驶距离超过了90公里,长途大巴需要4个多小时才能开到,我正好借此机会仔细观察了印度人是如何利用山地的,结果发现他们几乎把每一寸土地都变成了农田,种上了各种经济作物。稍微平整一点的土地种的是水稻和香蕉,缓坡上种的是槟榔和咖啡,坡度稍大一点的山坡种茶,再大一点的种桉树,只有超过60度的陡坡还能看到一点点原始森林的迹象。类似的情况我只在云南见到过,这是人口压力大的传统农业国家特有的景象。
尼尔吉里的山区农田,人口压力大的传统农业国家会充分利用山地种植经济作物(视觉中国供图)
印度原住民研究中心位于乌提郊区的一座几乎荒无人烟的小山上,属于国家级研究机构。它之所以建在山上,并不是因为原住民都喜欢高山,而是因为平原和盆地这些宜居之地都被更加强大的部落抢走了,深山老林是少数民族们最后的避难所。这种情况在全世界几乎都是一样的,中国也不例外。研究中心附设一座对外开放的民俗博物馆,但参观者寥寥,我去的时候大门紧锁,还得去找管理员拿钥匙。我后来在乌提报名参加了一个主要由普通印度民众组成的旅行团,发现印度游客和中国游客一样,特别喜欢那些适合拍照的人工景点。比如我参加的那个团花了很多时间参观玫瑰花园、茶园、水上游乐场和宝莱坞电影的取景地,却对那些更具教育意义的原始森林、植物园和博物馆不感兴趣,后者却是西方游客的最爱。
按照国际标准,这个民俗博物馆实在是管理得太粗糙了,很多展品随意地摆放在展台上任人触摸,管理员甚至鼓励我试一试原住民使用过的弓箭。不过,这里毕竟是科研机构,每个原住民部落的英文简介倒是很完整,还附上了原住民的照片。一番比较之后我不得不说,文明程度越高的原住民皮肤颜色真的就越浅,反之亦然。像托达(Toda)、科塔(Kota)和库伦巴(Kurumba)部落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农业体系,无论是住的房子还是穿的衣服都已和主流人群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他们应该算是主动选择避世生活方式的隐居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部落。而帕尼亚(Paniya)人则在各方面都相当原始,肤色也更黑,长得也更像非洲人。
不过,长得最像非洲人的是生活在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上的原住民。这组群岛位于孟加拉湾的中心,距离缅甸反而更近一些。岛上生活着一些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人,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方式都极其原始,没人知道他们来自何方。这个民俗博物馆展出了一组安达曼原住民的人物肖像照片,其中森特尼尔(Sentinelese)、昂格(Onge)和贾瓦拉(Jawara)这三个部落的人长得完全就是非洲丛林居民的模样,一点亚洲人的影子都没有。
最早让全世界知道安达曼群岛的人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他在小说《四签名》里描写了一个面相凶恶性格残忍的安达曼土著,因为善于爬墙又会射毒箭,做下了几桩看似无解的杀人案,不过最后还是被学识渊博的福尔摩斯识破,真相大白。
可惜的是,由于印度政府一直把安达曼群岛当作军事禁区,严格限制出生于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三个国家的人去那里旅游,所以我没能亲自前往考察,只能通过文献了解他们的历史。关于这群神秘土著的来历一直众说纷纭,但苦于缺乏证据,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直到科学家掌握了DNA祖源分析法,这才大致弄清了他们的历史。
根据线粒体和Y染色体DNA研究的结果,安达曼原住民的祖先大概是在8万年前离开非洲的,应该算是第一群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他们沿着海岸线穿过阿拉伯半岛进入中东地区,然后继续一路向西迁徙,最终到达了印度次大陆的最南端。在这里,他们遇到了走出非洲后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一群人选择向左转,沿着亚洲海岸线向东北方向进发,最终进入了中国境内,中国东南沿海的贝丘遗址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留下来的。可惜他们没能在东亚严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今天的绝大多数亚洲人都不是他们的后代。
另一群人选择向右转,进入了东南亚,然后顺着岛链一路向南迁徙,最终到达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要知道,当年的地球还处于冰河时期,海平面比现在低100多米,孟加拉湾大部分是陆地,东南亚的那些海岛相互挨得很近,不需要高超的航海技术就能跨过去。后来气温回暖,海平面升高,把这群人和欧亚大陆分隔开来。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遭遇到严酷的生存竞争,一直活到了今天,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住民就是这群人的后代。
大约6万年前,第二群现代智人走出了非洲。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比第一波移民更加成功,逐渐取代了后者,成为欧亚大陆的新主人。如今在一些偏远的海岛上还能找到未被混血的第一波原住民的后代,他们被称为尼格利陀人(Negrito),安达曼群岛上的那几个原住民部落就属于这一族群。
米纳克希神庙里朝拜的印度教徒(视觉中国供图)
印度南部山区里的那几个原始部落以第二波非洲移民为主,其中可能混杂了少量第一波移民的基因,历史学家们称他们为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关于这群人的来历目前尚存争议,主流意见认为他们并不是一直住在印度的纯种非洲移民,而是混入了来自中东地区的新基因。后者不但带来了新鲜血液,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印度河谷文明就是由这些人创造的。雅利安人则是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入侵者”,他们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进入印度河谷,把达罗毗荼人赶到了南方。
这件事本是历史学家们的共识,差别仅在于一部分学者认为印度河谷文明是被雅利安人消灭的,另一部分学者则相信印度河谷文明毁于气候变化导致的旱灾。雅利安人只是来填补空白的。但是,前段时间印度国内出现了一批历史学家,试图推翻这一论断,宣称雅利安人才是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他们不但是印度河谷文明的创建者,而且也是当今欧洲人的祖先。这批学者迎合了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得到了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学者们的支持。大家都希望把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抬高,恨不得全世界都起源于自己的国家。
幸运的是,随着DNA祖源分析法的进步,尤其是古DNA测序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学家们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推翻了这批民族主义者的假说。比如,哈佛大学分子遗传学家大卫·里奇(David Reich)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今天的印度人是一南一北两个族群混血的结果,来自南方的达罗毗荼人和来自北方的雅利安人大约各占一半。不但如此,他还证明雅利安人确实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至印度的(而不是相反),因为达罗毗荼人的基因只在印度次大陆才有,中亚人和欧洲人体内只有雅利安人的基因,没有达罗毗荼基因。
换句话说,今天的印度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黑白混血事件的发生地,其结果就是古典时期的人类文明分成了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差异明显的阵营。
种姓制度影响了印度人的基因构成,几乎每一个印度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视觉中国供图)
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点在梵语里,达罗毗荼(Dravida)这个词的词源是Tamiz,意思是“印度南部”。当年被赶到南方的达罗毗荼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成了好多个不同的族群,泰米尔(Tamil)是其中最强大的一个,也是分布最靠南的一个。因为这个原因,泰米尔文化受到的干涉相对较小,泰米尔人一直把自己看成是达罗毗荼文化的正宗继承者。历史学家们也基本上认同这一判断,将泰米尔文化视为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久、保留最完整的古典文明。
为了考察达罗毗荼文化,我来到了泰米尔人聚居的泰米尔纳度邦。第一站是该邦首府金奈(Chennai),我的第一感觉和印度北方没什么两样,马路上到处都是横冲直撞的“突突”(黄色的三轮摩的),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汽车尾气和咖喱混在一起的独特味道。但是仔细再看,还是能感觉出一些细微差别。金奈的大街上虽然也是垃圾遍地,但起码不像印度北方城市那样随处可见人类的排泄物,也看不到北方那么多印度神牛,总体来说要比北印度干净一些。金奈大街上的人看上去也要比北印度人更有教养,尤其是年轻人,从衣着到谈吐都相当时髦,英语也说得更好。
泰米尔人最重视教育,金奈的人看上去也要比北印度人更时髦(视觉中国供图)
“大家都在忙着挣钱,谁还有工夫养牛?”一位年轻的突突司机对我解释说,“我们泰米尔人最重视教育,文化程度排名印度第一。”说完这话后,他又软磨硬泡地从找给我的钱中扣下了100卢比的小费(大约合10元人民币),果然是个赚钱的好手。很多旅游书上都说,泰米尔人头脑灵活,善于经商,相当于亚洲的犹太人。
不仅泰米尔人如此,整个印度南方几乎都是这样。如果单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讲,印度历来南强北弱,无论是人口素质还是自然环境,南印都要好于北印,这一点和达罗毗荼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当年的雅利安人属于游牧民族,其文明程度比不上早已进入农耕时代的达罗毗荼人。但游牧民族善于骑射,打仗厉害,靠武力打败了达罗毗荼人,占领了印度北部,其势力一直扩散到了丰饶的恒河平原。好在印度次大陆的中间部分有个德干高原,挡住了雅利安人南下的脚步,这才给达罗毗荼人留下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入侵的雅利安人给印度带来了种姓制度,这个制度把普通人分成了四等,排名前三的婆罗门(僧侣)、刹帝利(武士和官僚)和吠舍(商人)大都是浅肤色的雅利安人,排名第四的首陀罗则大都是黑皮肤的达罗毗荼农民或者手工业者,比之更惨的是没有任何财产的达罗毗荼土著,他们连种姓都没有,只能沦为贱民。事实上,“种姓”这个词的梵文叫作Varne,原意就是“肤色”,这就相当于把种族歧视政策制度化了。这个制度对印度历史影响很大,不但降低了印度社会的流动性,而且也让大部分印度人安于现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生活在安达曼群岛上的原住民长得最像非洲人(视觉中国供图)
种姓制度甚至影响了印度人的基因构成。哈佛大学里奇博士的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每一个印度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高种姓的人体内携带的雅利安基因比例更高,肤色更浅,面部特征更像欧洲人,低种姓则正相反。印度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基因差距甚至比欧洲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很可能就是不同种姓不得通婚所导致的结果。此事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印度人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国家,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里看到印度某个地方又生出了一个畸形儿,这就是近亲结婚最常见的副作用。
雅利安人还把自己信奉的吠陀教强加给了达罗毗荼人,这就是印度教的前身。但是,吠陀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达罗毗荼文化的影响,很快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比如早期吠陀教的主神是一位坐在马拉战车里的雷神因陀罗(Indra),他率领骑兵部队打败了敌人达娑(Dasa),后者在《梨俱吠陀》里被形容为一群黑肤塌鼻的妖怪,指的显然就是达罗毗荼人。但是,如今的印度教徒崇拜最多的神变成了湿婆(Shiva)和克里希那(Krishna),前者是个善于跳舞的年轻人,是“性力”的代表,后者是个皮肤黝黑善于吹笛的牧童,又名“黑天”,两者原本都是达罗毗荼人崇拜的主神,后来都被吠陀教收去,当成自己的神了。
不但如此,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受达罗毗荼人的影响,从饮食习惯到文化艺术全都“印度化”了。比如印度教对牛的崇拜就源自达罗毗荼人,因为牛不但会耕地,还是传说中湿婆的坐骑。再比如,雅利安人原本没有文字,《吠陀经》都是口口相传的。后来他们从达罗毗荼人那里看到了文字的好处,一些语言学者便在中东古国腓尼基人创造的拼音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梵文(Sanskrit),用于记录宗教经文。因为这种语言过于繁复,后来印度人把古典梵文和当地口语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俗梵语”(Prakrits),这就是今天的印度官方语言——印地语的前身。
就这样,一个来自北方的蛮族依靠武力打败了文明程度更高的南方民族,但最终却被南方文化同化了。类似的戏码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河谷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一个图章,上面画的是一个类似湿婆的人物在盘腿打坐,历史学家们相信这就是冥想文化的起源,风靡世界的瑜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两件事后来随着佛教的普及而传遍东亚和东南亚,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
除此之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很多女性人物雕像,其性别特征十分夸张,说明当时的达罗毗荼文化盛行“母神”崇拜,这一点也和后来的印度教崇拜女性生殖力的观念相符合。这些人物雕像的形态和姿势与同时代的苏美尔雕像非常相似,说明两种文化很可能相互有联系。后来的印度石像雕刻技法日渐成熟,人物刻画得越来越准确,这一点很可能是受到了古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这两件事并不奇怪,因为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距离并不算太远,两者之间虽然隔着兴都库什山脉,但山脉中间有缺口,两边的交通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当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都曾经率领军队打进了印度次大陆,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没有更进一步。否则的话,印度的历史很可能会被改写。
达罗毗荼人的雕刻和建筑艺术在印度南方保存得非常好,金奈附近就有一个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摩诃钵利镇丰碑群(Group of Monuments at Mahabalipuram),位于海滨小城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附近。这里保存有几十座建于公元7~8世纪的印度教寺庙,是由南印的帕拉瓦(Pallava)王朝所建。从技术上来看,这些寺庙具有泰米尔建筑艺术发展史早期的特征,虽然细节部分略显粗糙,但整体风格已然成型。我专程去看了一下,发现这地方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那几座尚未完工的寺庙,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印度工匠究竟是如何把一整块巨石雕刻成寺庙的,真的是叹为观止。
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摩诃钵利镇丰碑群(视觉中国供图)
寺庙里的浮雕也值得一看,其中的女性形象全都是丰乳大臀细腰,身体呈S形,这种表现女性身体的“三曲法”后来成了所有印度浮雕的经典风格。动物主题的浮雕也很丰富,尤以大象、孔雀、猴子和牛的形象居多,这四种动物如今都在印度活得不错,甚至连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也能在印度的野外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这次在尼尔吉里山区参加了一个主要由印度游客组成的游猎团(Safari),参观了马杜马莱老虎保护区(Mudumalai Tiger Reserve)。虽然因为运气不好,只看到了几群梅花鹿和几只根本没打算开屏的孔雀,但据导游说,保护区里确实生活着大约50头孟加拉虎、几百头大象,以及少量印度花豹和黑熊。据我所知,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外,全世界就只有印度和斯里兰卡还能参加这种以大型肉食动物为主要卖点的游猎团了,这一点确实和印度的传统宗教有点关系。要知道,打猎是人类祖先的特长,除了南部非洲情况有些特殊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野生动物几乎都被人类祖先杀光了,只有印度次大陆是个例外。达罗毗荼人的传统宗教不鼓励杀生,他们甚至把很多动物都视为神灵加以保护。在此基础上诞生的耆那教和佛教更是把这一传统发挥到了极致,开始提倡纯素食。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只有在东亚和南亚才有素食的传统,其他很多古老民族甚至连“素食主义”这个词都没有。
印度的素食传统和印度教中关于轮回的信仰有点关系。印度人相信人死后会重生,下辈子有可能变成任何一种动物,当然也就不能随便杀生啦。至于说一个人下辈子究竟会变成哪种动物,取决于此人这辈子所积攒下来的“业”,这同样是一个非常东方的概念,中国人因为佛教的关系很容易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英语里没有相应的词,必须解释半天才能理解它的含义,后来干脆生造了一个音译词Karma来表示它。由此引申出来的“积德行善”和“因果报应”等概念更是东方特有的理念,古代中国就是靠这些概念来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基督教教义则正好相反,你这辈子做的孽都被耶稣他老人家承担了,你只要信基督就没事了!
印度教视万物为神的特征直接反映到了印度寺庙的建筑风格上,那就是“繁复”。尤其是达罗毗荼风格的塔门(Gopuram),表面密密麻麻的装饰物肯定会让密集恐惧症患者们心跳加速。为了看塔门,我专程来到了泰米尔文化的重镇马杜赖(Madurai),去参观那里的米纳克希神庙(Meenakshi Temple)。传说这里是泰米尔诗人大聚会(Tamil Sangams)的地方,这次聚会发生在2000多年前,数百名泰米尔诗人和学者应邀参加,共同撰写并修订了一批古典诗歌,并为后来的泰米尔语制定了标准,所以泰米尔人把马杜赖看成是泰米尔文明的诞生之地,历史地位相当高。
米纳克希神庙的塔门(袁越 摄)
据说那次诗人聚会就发生在米纳克希神庙里,所以这个庙的地位当然也低不了。果然,我刚下火车就看到了南塔门的尖顶,它有52米高,比周围低矮的楼房高出一头。顾名思义,塔门就是建在城门上的宝塔,泰米尔宝塔很像一个被压扁了的金字塔,上面层层叠叠地刻满了各种宗教符号和神灵的雕像,似乎生怕漏掉了谁,整体视觉效果极其震撼。这些雕像显然都是不久前刚刚刷的漆,颜色特别鲜艳,仿佛庙的主人故意要让它显得更新些,这一点和其他国家名胜古迹千方百计维持原样的做法正相反。
我本以为像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堪比中国孔庙的古代宗教建筑应该像博物馆那样被严密地保护起来,走近一看才发现我错得离谱。这座神庙是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庭院,周围被一堵高墙围住,墙外挤满了小商小贩,一点庄严肃穆的气氛都没有。墙内更是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印度游客,感觉大家都是来逛庙会的,毫无虔诚之心。
这座庙的主殿面积很大,室内灯光昏暗,充斥着一股烧牛油的味道。一群男人正扛着一座神龛在殿内游行,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还有一群人牵着一头大象在庭院里散步,那头象一路走一路拉,好在拉出来的都是草的尸体,味道不是很臭。屋檐下还生活着几百只鸽子,它们的排泄物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块块白斑。本来这些都属小事,但是所有泰米尔寺庙都要求游客打赤脚,这就有点膈应了。
主殿的中心室内供奉着这座庙的主神米纳克希,她是湿婆的妻子,来自喜马拉雅山脚下,所以又名“雪山神女”。可惜这地方非印度教徒不让进,我只能参观周围的回廊。那里也有很多神像供信徒朝拜,除了湿婆、象神和猴神哈曼奴等几个著名的印度教大神之外,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小神,据说它们都是印度神话里的人物。来此朝拜的印度教徒有的专拜某一尊神,也有的见谁都要拜一拜,看似很不专一。
印度教和其他几大宗教非常不同,既没有创始人也没有像《圣经》或《古兰经》那样独一无二的法典,因此印度教既没有大家都认可的主神,也没有统一的教义,甚至连传教士都没有。事实上,过去的印度人根本不认为自己信的是“印度教”,这个名字是英国殖民者起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任何民族一定都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于是就发明了Hinduism这个词,把印度次大陆上的所有民间宗教强行整合到了一起。
现在看来,所谓“印度教”其实就是印度次大陆原住民的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大集合,几乎等同于“印度文化”。当一座印度教寺庙规定不准非印度教徒入内时,其真正的含义就是不准外国人入内。试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规定的,因为一名来自日本的亚洲人或者一名来自肯尼亚的非洲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又是一名基督徒或者穆斯林,光看外表是很难下判断的。但印度教徒只看相貌和衣着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今天全世界12亿印度教信徒几乎全都是印度裔,鲜有例外。
街边商铺里与家人喝茶的男孩(视觉中国供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印度教徒干啥都可以,也不是说印度教徒信啥都行。事实上,印度教徒有一套不成文的物质生活准则,其精神世界则大都来自于印度古代学者们用梵文撰写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其中既有《奥义书》这样偏重哲学思辨的严肃著作,也有《薄伽梵歌》和《罗摩衍那》这样的通俗历史故事集。后两本书有点像中国的《三国演义》或者《水浒传》,是普通印度人集体智慧的集大成者。虽然印度人不一定都读过这两本书,但肯定都看过取材于这两本书的电影或者舞台剧,比如盛行于印度南部的卡塔卡利舞(Kathakali)就特别擅长这类题材。这种舞蹈无论是夸张的舞台服饰还是程式化的表演风格都像极了中国的京剧,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耳濡目染的印度人熟知每一个古代神话故事,知道每一个主要人物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道德范式。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印度人都会选择他最喜欢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神,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有那么多神的原因。
印度教还有一个和其他宗教非常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信徒们表达信仰的方式非常生活化,或者说“宗教即生活”。凡是去过基督教堂、伊斯兰清真寺或者佛教寺庙的人都知道,这些宗教场所的内部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努力营造出一种神圣庄严的氛围。印度教寺庙完全不一样,信徒们更像是在赶集,遇到自己喜欢的神就拜一拜,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情。比如米纳克希神庙的回廊里有很多古色古香的石柱,柱子之间居然搭起了一长串简易工棚,里面是各种小商小贩的摊位,除了卖供品之外还卖各种旅游纪念品。可惜进庙前我的相机和手机都被收走了,没法把这一奇特的景象拍下来。
一位正在带团的印度导游告诉我,去年庙里的一个摊主乱拉电线导致工棚失火,所以管理方出台了新政,不允许游客带相机和手机入内参观。
“工棚失火和游客的手机、相机有啥关系?”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我团里的客人们怨声载道,我正在撺掇他们去向管理方投诉呢,要不你也去投诉吧?”这位导游鼓励我。
我当然没听他的。我来过印度好几次,知道印度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固执,在印度旅行只能听天由命,希望下一个遇到的人能讲点道理。
果然,几天后我又去参观另一座地位同样很高的泰米尔寺庙,位于蒂鲁吉拉帕利市(Tiruchirappalli)的罗恩迦罗陀尊神庙(Ranganathaswamy Temple),相机和手机就都可以带进去了,只要多交点钱就行。但是,参观这座庙的过程同样不顺,因为它太大了,总面积几乎和北京故宫差不多,但却仍然要求所有游客必须打赤脚。我不在乎踩鸟粪,但却怕被烫伤。这座庙大部分是露天的,裸露的地面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滚烫,我只能踮着脚尖一路小跑,很多地方都没办法久待。
罗恩迦罗陀尊神庙(视觉中国供图)
后来上网一查,得知罗恩迦罗陀尊神庙的总面积高达63公顷,是目前还在使用的面积最大的印度教寺庙,仅比吴哥窟小,但后者早就被遗弃了。因为面积实在太大,这座庙只有最核心的部分还在正常行使寺庙的功能,其余部分全都变成了小商品大卖场。这就好比北京故宫只有后花园被当成文物保护了起来,从午门到乾清门之间全都开放给老百姓,想干吗就干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当然不可能,但在印度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开放给老百姓才更符合印度教的教义。
这座神庙光是塔门就有21座,最高的南塔门高达67米,不过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原来的建筑大都被来自北方的穆斯林军队破坏了。自公元1001年开始,来自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军队便开始了对印度的掠夺战争,1206年侵略者建立了德里苏丹政权,正式宣告印度北方沦陷。此后穆斯林军队不断试图南下,但遭到了泰米尔人的奋力反抗,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罗恩迦罗陀尊神庙内有一座白色的塔门,就是为了纪念一场惨烈的战斗而故意涂成白色的。事情发生在1323年,穆斯林军队再次入侵印度南方,包围了罗恩迦罗陀尊神庙,大肆搜刮金银财宝。为了保卫一尊非常重要的神像,1.2万名印度教徒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看敌人的计划即将得逞,一位名叫薇拉伊(Vellayi)的舞姬挺身而出,用动人的舞姿把敌方主将骗到了宝塔之上,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推了下去,自己也随之跳塔自杀。失去了主将的穆斯林军队阵脚大乱,最终被赶来救援的泰米尔军队打败。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女性,从此该庙的东塔门就一直被涂成白色,因为在泰米尔语里,薇拉伊的意思就是白。
罗恩迦罗陀尊神庙内两名僧侣在聊天(袁越 摄)
在穆斯林军队入侵之前,印度教各王国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但那都是为了争夺土地和财产,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宗教战争很不一样,其目的不仅仅是谋财害命,还要破坏对方的信仰,所以烧庙就成了最主要的戏码。其实印度教是多神教,对异教徒是相当宽容的。但来自西方的宗教都是一神教,其中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三大宗教本是同根生,但却相煎真太急,所以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大都发生在西方,东方世界里很少出现。好在印度和东亚之间隔着一个青藏高原,和东南亚之间隔着一个纳加山脉,两者都是天险,古人极难跨越,所以一神教的世界被挡在了这两大天险之外,两种世界观猛烈撞击所产生的后果全都由印度人民承担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才是东西方之间真正的分界线,人类在这里遇到了第二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在印度随处可见的各色香料(视觉中国供图)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印度哪里最好玩?如果你只想轻松地度个假,那么答案肯定是喀拉拉邦。这个邦自称“上帝的居所”,它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印度洋季风带来了充沛的雨水,密密麻麻的河道穿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就像是一块绿色挂毯上织满了金线,特别适合坐小船逆流而上,去拜访隐秘在树林里的小村庄。
我不能免俗地上了一条这样的小船,船上另有六位游客,其中三位是印度人,都是在美国工作的软件工程师,这次是回来度假的。印度文化崇尚抽象思维,所以印度的大学偏重数理化,为全世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脑程序员,这一点大概只有中国可以媲美,因为我们是印度的学生,中华文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一直把印度当作学习的榜样。
也许是因为在美国生活的缘故,这三人的英语很容易听懂,而且思维开放,敢于直面印度的问题。比如我发现河道里连一条鱼都看不见,导游说这是因为海水倒灌导致盐分增加,但他们告诉我,这是印度渔民过度捕捞的结果。再比如,我看到河道两边的杂草普遍发黄,导游说现在是旱季,但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河道两边的土地全都种上了槟榔和椰子树等经济作物,当地农民为了节省肥料,施了很多除草剂。
相比之下,我在旅行途中遇到的大多数印度本地游客都非常“爱国”,特别善于给自己的国家找借口。比如有一次我抱怨印度旅游景点乱收费,虽然同团的印度游客也是受害者,但其中一人却对我说,印度的个人所得税非常低,政府缺钱,只能靠这个办法增加收入。
当天的午饭是在村子里吃的,村民们在每位游客面前铺上一张香蕉叶,扣上一大勺白米饭,然后从三个调料桶里依次舀了三小勺不同颜色的汤汁放在米饭边上当佐料。因为那天天气炎热,我本来胃口不佳,但那三种汤汁的味道相当奇特,我尝了几口,立刻食欲大开,最后又添了一大勺白米饭才完事儿。
在我看来,人类的食物大致可以分成主食、菜和佐料这三大类。主食在汉语里就是饭,主要负责提供碳水化合物。菜包括肉和蔬菜,主要负责提供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佐料主要负责调味,也能提供少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大部分西餐的特点是饭菜不分,全混一块儿,比如汉堡包和披萨饼。大部分中餐的特点是饭菜分明,佐料加在菜里负责提味。印度饭的特点则是只有饭和佐料,仅有的一点点菜也被当成了调味剂。比如这顿农家饭,米饭管够但质量很一般,那三勺佐料是用剁碎的蔬菜和豆子加香料熬成的,根本看不出蔬菜的品种。
印度人管这些调味料叫作咖喱(Curry),这个词源自泰米尔语,意为“汤汁”。中国市场上卖的咖喱粉大都一个味儿,但印度本地的咖喱种类极为丰富,而且有很强的地域性。像这样一顿缺肉少油的普通农家素斋饭,居然还能做得那么好吃,咖喱是关键。饭后导游带我们去参观了当地农民家的后院,里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香料作物,包括胡椒、丁香、生姜、豆蔻、香菜、肉桂和辣椒等十几种,很多我都叫不上名字。其中除了生姜和辣椒等少数几种中餐也常用的调味料之外,大部分香料都是南亚地区特有的。我一开始有点不习惯,但越吃越爱吃,一顿印度饭只要有好的香料,没有肉也没关系。
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印度人普遍吃素,这才必须用香料调味,否则就难以下咽了。要知道,肉的营养价值远比米饭蔬菜高得多,所以我们的祖先养成了对脂肪和蛋白质的特殊偏好,很多人吃饭都是无肉不欢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印度人的口味变了呢?宗教只是一个因素而已,真正的原因必须从宗教以外的地方去寻找。
历史资料显示,2000年前的印度是世界第一强国,综合国力无人能及。衡量国力强弱的指标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一直在变,上古时代人类社会最紧缺的物资就是粮食,衡量国力强弱的最佳指标就是人口密度。印度次大陆的气候条件并不是最突出的,但印度的社会制度最符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以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问题在于,那个时候的粮食产量受天气影响很大,丰年人口暴涨,灾年就得饿肚子。在这种情况下,吃素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面积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久而久之,印度人便养成了吃素的习惯,宗教只是为这一转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而已,并通过多年的洗脑教育把这个转变制度化了。
香料在这场食物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玩意儿只产于热带,欧洲没有,欧洲人对香料的渴求催生出了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一起成为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交流渠道。
香料主要走的是海路,科钦(Kochi,过去写作Cochin)是印度香料最重要的出海口。这个地方很像纽约,有好多优质的深水港,被誉为“阿拉伯海上的女皇”。我专程去了趟科钦,在游客如云的海滩上发现了一排渔网,当地人称之为“中国渔网”。一打听,原来这是郑和留下的。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路过科钦,船员们教会了当地人如何下网。其实这种下网方式效率很低,中国渔民早就不用了,但当地人却一直沿用至今,并将其改造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在此拍照。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路过科钦留下的下网技术保留至今,当地人称为“中国渔网”(视觉中国供图)
我感兴趣的不是这种人造景点,而是一座早已被废弃的坟墓。距离渔网景点不远处有一座圣弗朗西斯教堂(St. Francis Church),外表十分简陋,里面的设施也是年久失修,拍出来一点也不好看,没什么人气,那天就只有我一个游客。在管理员的指引下,我在教堂右侧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第一个坟墓。
提起大航海时代,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哥伦布,但达伽马的贡献一点也不比哥伦布小。1498年5月20日,达·伽马率领的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印度西南沿海的卡利卡特(Calicut)登陆,欧洲人终于找到了一条绕过好望角直达印度的航道。两年之后,葡萄牙人决定在科钦建立全亚洲第一个欧洲人定居点,达·伽马被任命为总督。上任后不久达伽马就感染了疟疾,于1524年圣诞夜死于科钦堡(Fort Kochi)。他的遗体先是被葬在了圣弗朗西斯教堂,15年后才被运回葡萄牙。他的继任者以科钦堡为基地,四处出击袭击穆斯林商船,终于把印欧贸易的主动权从阿拉伯人手中夺了过来。
圣弗朗西斯教堂,瓦斯科·达·伽马的第一个坟墓就在旁侧(视觉中国供图)
葡萄牙人依靠武力垄断了一个世纪的印欧贸易,后来被更加强大的荷兰人代替。荷兰人之后是英国人,后者统治了印度200多年,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为止。这期间其他欧洲列强也没有完全放弃印度,纷纷在印度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比如泰米尔纳度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至今还保留着大量法国殖民者建造的法式建筑,当地人将其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度假胜地。
因为这段历史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是从达·伽马开始的。事实上,印度香料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出口到了欧洲,深受欧洲王公贵族们的喜爱。只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当年的印欧香料贸易必须通过阿拉伯商贩的中转,后者为了抬高物价,故意夸大香料的生产成本和收获难度,甚至编造出很多谣言,把香料打造成一种具有魔法的神秘物质。于是,一种本来普普通通的调味料在欧洲变成了比黄金还贵重的奢侈品,一般人根本用不起。
更糟的是,当年的印度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只要硬通货,于是那段时间大量来自欧洲的黄金和宝石进入了印度,最终变成了印度富人们的珠宝和印度寺庙里的神像装饰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印度人(尤其是妇女)那么喜欢佩戴黄金首饰,以及为什么那么多来自北方的穆斯林部落想要入侵印度,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印度教寺庙里的金银珠宝,消灭异教徒只是他们想出来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到了公元前1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罗马共和国基本完成了领土扩张,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海,从而打通了欧洲人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之后,罗马人又掌握了印度洋季风的秘密,知道每年6月~8月的西南风会把帆船吹往东方,11月~次年2月的东北季风又会把船吹回来。从此,罗马人便甩掉了阿拉伯中间商,直接和印度商人开展香料贸易,并借此机会派遣传教士去印度传教。就这样,欧洲和南亚这两个相距万里的人类文明终于借助香料的力量连接在了一起。
印度人不重视修史,幸亏有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行家,以及像法显和玄奘这样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后人终于知道当时的印度有多么富裕,国家有多么强盛,人民有多么幸福。
现在看来,2000年前的印度在很多方面都相当超前,甚至放在今天都毫不落伍。比如,今天的世界正在被各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一神教弄得鸡飞狗跳,但当年的印度已经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和谐共存。再比如,今天的科学家们为物种多样性的飞速流失而心急如焚,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人性中的私欲,保护生态环境,但当年的印度已经做到了视万物为一家,如无必要绝不杀生。还有,今天的人类社会物欲横流,人们被各种物质享乐迷住了心窍,忘记了生命本来的意义,但当年的印度非常重视精神需求,人们热衷于讨论哲学问题,追求内心的喜悦。
总之,2000年前的印度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另类的存在,印度人一直引以为傲,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印度历史上曾经遭受过无数次外族侵略,但印度人从来没有在精神上真正地屈服过,印度文化相对完整地延续到了今天,成为人类历史上保存最完好、时间也最久的人类文明活化石。今天去印度旅行的人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景象几乎和2000年前一模一样,人们穿着一样的衣服,做着一样的事情,说着一样的语言,吃着一样的食物,就连吃饭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变,仍然是用手抓。这种体验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给予的,因为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被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洪流裹挟着一路向前狂奔,早就把历史抛到脑后了。
但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崇拜也给印度带来了很多副作用,比如被游客们诟病的环境污染、交通混乱、饮食不卫生、旅游景点乱收费和服务人员思想僵化等毛病或多或少都与这个有关。
就拿喀拉拉邦来说,这个邦因为地理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是印度最富裕的地方。如今这个邦的人均寿命、教育程度和人类发展指数(HDI)均为印度第一,是全印度文明程度最高的邦。但是,城市里依然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空气里充满了劣质柴油不完全燃烧后发出的气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仔细观察后我发现,这并不是因为印度人不讲卫生。事实上,当地人的家里都非常干净,脏的都是公共场所。我经常看到大街上有人扫地,都是只有扫帚没有簸箕的“印度式扫地法”,即把垃圾扫到一边,自家门前干净了就行了。“印度式喝水法”也很有意思,水都是直接倒进嘴里的,嘴唇和杯子绝不发生接触。这两件事都和种姓制度有点关系,因为古代不同种姓的人几乎不会直接接触,但现代社会无法避免,所以印度人在公共场所的表现有时比较奇葩,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是啥种姓的。
除此之外,印度人的死脑筋也是出了名的,跟印度人讲道理是一件徒劳的事情。比如,印度几乎所有的景点都会对相机单独收费,这在过去也许可以理解,但如今人人口袋里都有一部能拍照的手机,这个规定却依然延续至今,非常不公平。再比如,在印度住旅店和买火车票都要填表,那份表单大概几十年都没有变过了,名目多得吓人,居然要求游客填写上一站去的哪里,下一站之后又会去哪里,甚至连父母亲的名字都要填上。我经常胡写一气,对方也不查,仿佛只要那几个栏目里有字就行。还有,所有和宗教沾边的景点都会要求游客脱鞋,如果是室内寺庙是可以理解的,但泰米尔寺庙都非常大,露天的部分比室内的部分还要多,我参观过的一座庙甚至建在山上,此时再要求所有人打赤脚就没有道理了。如果说这么做是为了对神表示尊敬,那么当你不得不赤着脚在布满小石子的路上行走,有时甚至还要冒着受伤的危险光脚爬山时,内心的感觉肯定是“尊敬”这个词的反面。
印度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印度历史上分多合少,印度人习惯了自治,甚至在英国殖民后期印度还有500多个独立的土邦国,所以印度人对于国家的概念非常淡薄,政府的力量很弱,其结果就是印度的公共设施严重不足,这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所在。比如大家都喜欢诟病印度人随地大小便,事实是印度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非常少,仅有的厕所都是私人在经营,要收费,虽然只是一点小钱,但毕竟也是钱啊,所以很多穷人只能选择免费的方式解决问题。再比如,印度拥挤的火车也是很多人嘲笑的对象,事实是印度的公共交通运力严重不足,铁路系统还是英国人留下的,全国没有几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大家只能挤挤了。
不过,印度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素质又太低,这让印度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喀拉拉邦是印度生育率最低的邦,但因为底子厚,人口密度依然很高,约为中国的6倍。农业时代大家住得分散,而且农业生产吸收了大量劳动力,问题倒也不大。如今是工业化时代,不需要那么多人种地了,于是农民们一股脑涌进城市,导致印度大街上到处都是闲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人头攒动,视觉冲击力极强。因为人太多,工作机会不足,很多传统上应该是女性干的事情,比如公交车售票员和饭店服务员等等,全都是青壮年男性在干。更多的人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只能去摆摊。几乎所有的印度旅游景点门前都挤满了摊位,给人一种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的假象,其实这些摊位卖的东西都差不多,恶性竞争导致生意很差,大量本应去从事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坐在柜台后面浪费生命,着实让人惋惜。
更糟糕的是,印度大街上摆摊的人更多,而且严重缺乏管理。本来沿街的房子就大都被改成了店面,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还要再添一排摊位,行人全都被赶到了大街上,和多如蝗虫的摩托车和三轮突突抢道,再加上印度的公交车开得都很猛,在印度大街上走路简直是天底下最让人崩溃的事情。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毛病都是传统和现代不兼容导致的结果。印度人习惯了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用武力征服自己,但英国人的殖民很不相同,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被一个无论是武力还是文明程度都比自己高的民族殖民,印度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适应,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应对。英国人撤走后,印度经历了一次重压之下的反弹,在文化和经济等各方面彻底回归传统,因此而错过了战后全球经济复苏的浪潮。今天的印度虽然一直在奋力追赶,无奈人口包袱太重,资源严重短缺,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苦苦挣扎。
印度的情况不是偶然的,很多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都曾经在传统和现代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如果选择回归传统的话,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呢?大家去印度看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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