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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揭秘玛丽莲·梦露,显然也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
然而,自《金发梦露》首映之后,影片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电影《金发梦露》海报。
在本文作者看来,《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背后,更为本质的问题是: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与此同时,尽管导演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但影片的间离效果并不明显。在有别于梦露那个时代的当下,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恶劣杜撰,
抑或全然失实?
玛丽莲·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大多数人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印象都是符号化的、碎片式的:是金发,是唇边痣,是《七年之痒》里的那阵来自地下通道的风。我想到的,是纪录片《乐士浮生录》里一处很妙的细节:
因古巴革命,美国曾对古巴锁国数十年。当外交关系和缓,古巴的乐队来纽约巡演,耆耋老人们在街头橱窗里认出了卓别林,认不出玛丽莲·梦露。时代的断面、互不相闻的数十年,文德斯轻描淡写地用这样一处闲笔就揭开了。换个角度说,也只有玛丽莲·梦露这样的人物,配为一整个时代做背书。
纪录片《乐士浮生录》剧照。
但玛丽莲·梦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揭开偶像的面纱,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从传记作家,到小报记者,从同行好友,到影迷拥趸。尤其是在玛丽莲·梦露在36岁英年早逝之后,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传闻甚嚣尘上。良莠不齐的传记夹带着谣言添补窥私的眼睛和耳朵:《玛丽莲·梦露的一生及其离奇的死亡》《是谁杀死了玛丽莲?》《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
揭秘玛丽莲·梦露,也显然是《金发梦露》的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愿望。从执导过《神枪手之死》的导演,到主演“007女郎”安娜·德·阿玛斯,再到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单元,《金发梦露》的前期卖相不可谓不好看。虽然是拉丁裔,染了金发红唇微张的安娜在海报上一特写定格,已像是梦露本人。
然而,《金发梦露》的口碑在首映之后迅速从毁誉参半的状态决然倒向“毁”的那一半,豆瓣评分定格在5.6分。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认为本片对于梦露的描写严重失实,把好莱坞最具影响力的女星拍成了一个深陷恋父情结的无助“傻白甜”。360度无死角对于女星底裤的拍摄,比梦露在世时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意淫和消费了女性。也有部分支持者表示,影片的“男性凝视”恰恰是为了揭露好莱坞对于女明星敲骨吸髓的盘剥,并认为影片用特殊的拍摄风格和剪辑手法建立了“媒介自反性”,迫使观众发掘男性视角的荒谬之处。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众声喧哗,激起了我对玛丽莲·梦露的好奇心。说实话,此前我对梦露的了解,并未深过符号性的金发红唇与街角巷尾流传的八卦。《金发梦露》之后,我紧急观看与阅读了一系列梦露相关作品,试图剥除叙事的主观性,拼凑出一个最接近于真实的梦露。我想知道:都说《金发梦露》失实,而它究竟有多失实?
结论首先是:《金发梦露》对梦露的展现并不全然失真。影片的确渲染了无耻的好莱坞和男权社会中弱势的梦露。不是那些被权力裹挟而被“老板”或“总统”侵犯的戏——实际上它们的真实性最为堪忧——而是梦露在本片中难得的张口说话、表达自己想法的片段:
在面对前运动员(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二任丈夫,棒球运动员乔·迪马吉奥)时,她说:“我想去纽约学表演,严肃的表演。”然而由于对方没有给出积极反馈,她立刻转换话锋说出更符合“人设”的愿望,“但我主要是想安定下来,和每个女孩一样有一个家庭。我特别想要小孩。”这个机敏的转换说尽了她所遭遇的习惯性打压。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我更喜欢的一个对话发生在她和剧作家(身份对应梦露的第三任丈夫,作家阿瑟·米勒)之间。他们当时在讨论剧作家的作品,女主角玛格达的原型是他早逝的女友。梦露说,这个角色让她想到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娜塔莎,因为她是“强势、狡黠而冷静的”。而剧作家颇为意外地质问她:这是谁跟你说的?他并不相信梦露读过书,也不相信梦露对于女性角色的阐释。
梦露踌躇了一下,补充了一个猜想:“玛格达应该不识字,当读爱人写给她的诗时,她只是假装阅读。”剧作家恍然大悟,流下热泪。为什么这次他信服了玛丽莲提出的阐释?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记忆中的完美女性会是聪明或残忍的。他只接受她比自己的想象还更加愚蠢且深情。
对于自己在男本位的好莱坞的弱势地位,梦露一直有敏感的认知。影片中她反复强调身为孤女的诺玛·简(她的原名)与玛丽莲的距离:“我是这个玛丽莲的奴隶”“爸爸,电视上的女孩不是我”。她有意识地扮演“梦露”,以金发美人的形象博取大众的喜爱。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这种诺玛·简和玛丽莲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梦露的自传中也频频出现。比如,梦露有爱迟到的坏名声。她在总统的生日宴会上迟到,主持人开玩笑称呼她“迟到的梦露”。甚至福克斯把她从她的遗作《双凤奇缘》剧组里炒鱿鱼,明面上的原因就是她经常迟到旷工影响拍摄。但在自传《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中,她这么解释自己的迟到:
我终于开始穿衣服了,能有多磨蹭就有多磨蹭。我开始感到一点内疚,因为我的体内似乎有种冲动,让自己尽可能地迟到。迟到让我倍感快乐——人们都在等我。他们迫切地想要见到我。他们需要我。我想到了自己被嫌弃的童年。无数次地,没有人想要看见这个小女仆——诺玛·简甚至包括她的母亲。
在惩罚这些等待我的人的过程中,我获得一种畸形的满足感。但是,我真正惩罚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多年前抛弃诺玛·简的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惩罚。我感到兴奋,仿佛去参加派对的是诺玛·简,而不是梦露小姐。我迟到得越久,诺玛·简就越开心。
梦露是诺玛·简赋能和“复仇”的武器,同时也是她窒息的面具。纪录片《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中,一个受访者回忆道:梦露曾说自己很想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这让对方十分惊讶:“每个人都想成为玛丽莲·梦露!”而梦露说:“但我希望和你们一样获得尊重。”这是她作为顶流“艳星”始终无法获得的。在自传里她也写过:“我想要他们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这个人在摆脱孤儿的身份之后终于获得了一点权利。”
《金发梦露》中有一句台词写得很好——我没有查到这是否真出自梦露之口——梦露说:“在电影里他们把你剪成碎片,但这个碎片并不由你来拼,你只是拼图的一部分。”这痛苦的认知,与梦露早期跑过龙套的《彗星美人》中的一场戏不谋而合:
纵然所有人包括导演都承认女明星是天才,但在和她吵架时,男导演还是气急败坏地说:“没有一架钢琴会以为杰作是自己谱写的。”女明星只是素材、乐器、灵感的源头、被凝视的对象,只有经由男性艺术家的手才能成为杰作。再没有一幕会更能展现女性,尤其是身处艺术界的中年女性,歇斯底里背后的结构性失语与无助。
纪录片《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剧照。
那么,《金发梦露》把梦露拍成好莱坞和男权社会的受害者究竟有什么问题?其实,它引导我们去思考的本质问题是:梦露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影片内外:
梦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人被《金发梦露》冒犯到,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它把梦露拍得很“惨”,而是把梦露拍得很“蠢”。
现实中的梦露在好莱坞中过得确实不顺遂,尽管她已经街知巷闻。自传中她写道:“当全世界的人都注视着这个叫玛丽莲·梦露的人,掌握我的命运的扎努克先生却只看得见诺玛·简。”扎努克就是当时梦露所签约的福克斯的实权者。对于自己的不受欢迎,梦露则非常精辟地归因道:“他们(电影公司的高层)像政府官员一样喜欢提拔自己的候选人。他们不喜欢公众站起来,把一个不上镜的货色丢到他们的大腿上,说,‘这是我们喜欢的女孩’。”
能越过个人恩怨,看透这场斗争的核心是权力游戏,玛丽莲·梦露不是一个愚蠢的女孩。让人遗憾的恰恰是,《金发梦露》只让她的洞见、对表演的热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停留在少数台词之中。她永远在镜头前笑,在生活里哭,在梦境中惊惧。飘摇在戏剧化的情绪光谱之中,她唯独缺乏愤怒,因为愤怒才驱动改变。《金发梦露》里几乎没有以梦露为主体发起的、事业相关的积极行动。我在影片中唯一一次感知到梦露在事业上的棱角,是当她得知作为女主演的自己和男主演收入悬殊:“所以简·拉塞尔可以获得一百万?!……去你的玛丽莲!”不知道导演是否觉得这样的她太市侩,所以这份关于金钱的不快再未重现。但愤怒比其他感情更接地气,让她唯一一次宣泄对自己的不满。其他时候不愤怒的梦露,只是一个脆弱的孤雏。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这点没头没尾的愤怒,和现实中梦露的力量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梦露想要什么?她想要拥有自己选择剧本的权力,但公司甚至不在开拍前给她看剧本。她被安排了一部又一部浅显的电影,扮演一些她自己“引以为耻的人物”。
真实的梦露并不掩饰自己的渴望。在影片中,她面对亲密关系对象也会闪烁其词,把事业目标换成家庭目标;而现实中的她说:“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不是色情怪物。我不想要被当作色情片售卖给公众。任由他们看着我,然后颤抖。”危机感来自于清醒的自我认知:“如果我不抗争,我会成为一件商品,在影碟推车上被售卖。”她开始和电影公司的长期抗争。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在努力盘活剧组,重启拍摄。
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在接受BFI的采访时说:“我想她(梦露)是一个卓越而有力量的女性,但我不觉得她如今天的人们想象得那样生来成功。每个人都有一些有力量的时刻,并且人们倾向于说她拥有对于人生的控制权,但她其实想要的是毁掉自己的生活。”这种解读具象化为影片中的梦露:无助失能,且有强烈的自毁倾向。面对有毒的两性关系,她颤抖地亲启朱唇,痛苦的控诉化为香艳的呻吟,把它处理成看客眼中欲拒还迎的“伪父女关系”。
《金发梦露》中,梦露不仅是“蠢”的,还是“疯”的。而且这种“疯”,和她的女性特质血脉相连。梦露的精神不稳定,首先被认为是来自患有精神病的母亲的遗毒。对于母亲的病,旁人先三缄其口,然后闪烁其词:“她得了一种神秘的病。”梦露则惊惧追问:“我妈妈的病会遗传吗?是不是与生俱来的呢?”来自母系的血液是流毒的,父亲则是永远活在墙上的“克拉克·盖博”,隐匿而坚不可摧。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片中的梦露在母亲的病榻呢喃:“你做了正确的事,你生下了孩子,你生下了我。”虽然是安慰,肯定的却仅仅是母亲的生育能力。影片对于梦露母亲的职业——电影剪辑师——以及其对女儿的职业生涯可能产生的影响避而不提。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会真以为格拉迪斯·贝克和所有文艺作品中疯了的母亲一样,只是一个不祥的疯女人,除了生小孩和发疯没做过第三件事。
从母亲处继承了“疯病”的基因,经由好莱坞的盘剥,《金发梦露》中梦露的疯癫由数次流产被逼至最大化。每次流产都在强调梦露最大的遗恨是成为平凡的母亲,而非严肃的演员。如果要从《金发梦露》里提出一个最精彩的场景,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以下这一段:梦露从堕胎的手术台上惊起,一路向外奔跑,跑入记忆中母亲纵火的火场。蒙太奇把童年阴影和夭折的婴孩联系在一起。梦露频频重返创伤处,如同梭巡在犯罪现场的凶手。插入影片的电脑动画里,婴儿在痛苦地抽动,像神秘主义的谶语。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在历史上,疯癫,尤其“歇斯底里”,一直具有强烈的女性气质。在18世纪西德纳姆的《实验医学》里,这位医生言之凿凿地说:“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患的是一种歇斯底里。”多么严谨!一个身体不适且情绪低落的女人,就可被盖章为疯癫。
《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进一步揭示由古至今女性肌体和疯癫之间的关联。怀孕、分娩、月经等一系列女性生理反应被视为是女性“格外敏感”的征兆,而“格外敏感”所代表的就是歇斯底里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疾病。”
在《金发梦露》中,胸部、嘴唇、大腿和子宫都在承载欲望的同时,成为滋生疯癫的温床。生育的女人把疯癫遗传,不孕的女人则面对流产和无后作为终极诅咒。我想很多观众产生强烈的不适,因为他们看见的不只是扭曲的梦露,而是千千万万个“阁楼上的疯女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露确实患了抑郁症。但她保持工作,甚至被认为状态“达到巅峰”。在她人生的最后几次采访中,她像一个永不止息的战士,甚至影视生涯的结束都不会把她击垮:“我非常反感媒体说我患有抑郁、跌倒了低谷这种话,就好像我完蛋了似的。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沉默,尽管在拍电影的事情上完蛋了,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那种工作就像是百米跑一样,你终于到了终点,你叹了一口气,说自己终于成功了。其实你永远到不了终点。永远有下一场戏、下一部电影,一切又得从头再来。”
从梦露的时代到当下:
她们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其实,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一再宣称:“我感兴趣的并非真相,而是影像。”切换在黑白和彩色、幻觉和理智、胶片与真实之间,《金发梦露》也玩尽了媒介游戏。古巴裔的女主角安娜,始终保留着一些古巴口音,这一切都时时在提醒观众,你所观看的可能并非现实。
然而为什么,这种效果并未将绝大多数观众说服?我认为客观原因之一在于,影片的间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并不明显。早在二十多年前拍《阮玲玉》的时候,关锦鹏就采用过史料、演员采访和表演交错剪辑的方式起到更好的效果。比起《金发梦露》中对非英语母语者几不可辨的古巴口音,《阮玲玉》一会儿展示作为演员接受采访的张曼玉,一会儿展示扮演成阮玲玉的张曼玉,让观众更清晰地辨识阮玲玉和张曼玉、现实和虚构之间的距离。这样,才避免了与阮玲玉死前留下的“流言可畏”一起同流合污。
电影《阮玲玉》剧照。
客观原因之二则是,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对性别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
在描述这个时代之前,我想先说梦露的时代。在读梦露的自传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很智慧且有力量的女性。但坦诚说,有一件事让我隐隐不快,那就是梦露偶尔出现的“厌女”言论。比如她说:“事实上,我的人气,只局限在男性之中。女人们要么假装喜欢我,要么就直截了当地表达我激怒了她们,毫无掩饰。”当她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进修时,有一个女老师,她说:“起初,这让我感到失望,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女人能教会我什么。”当然,后来女老师的才华让她折服。
在这里,我并不是想批判梦露“雌竞”。我感慨的是,梦露的心态是多么典型。彼时,女性广泛地成为被消费的客体,且为了竞争掌握在男性手中的资源,而缺乏同性同盟关系。当时的世界远没有准备好尊重一个“女艳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梦露确实被很多女性所嫉妒着。自传中,比起关系好的女性,她写了更多与之有龃龉的同性圈内人。
《玛丽莲·梦露:我的故事》,[美]玛丽莲·梦露著,宋慧译,浦睿文化 | 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7月。
但女性同盟真的不可能存在吗?梦露这样的女人,注定要活在男性凝视的消费和女性的排挤之间吗?在看《玛丽莲·梦露:最后的日子》时,让我最感动的是梦露的医生说的一段话:“(梦露死后)我接到几通普通妇人的电话。她们的反应是,如果她们早知道玛丽莲有麻烦,她们一定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她。这时我才了解,玛丽莲不仅吸引男人的目光。女人了解在她内心那个失落的小女孩,她们对这种状况有所反应。”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或许微弱,幸而在如今逐渐由涓流汇成大海。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维夫人》中反复提到“花与花联合起来”,如今流行的是“女孩帮助女孩”(girls help girls)。或许,当下我们才终于开始学会理解玛丽莲·梦露。也因此,如今的人们看到《金发梦露》中陈腐的角色塑造,才会感到怒不可遏。
上文中也提到,比起还原梦露生平的传记片,其实导演多米尼克更倾向于定位 《金发梦露》为一部基于乔伊思·卡罗尔·奥特兹的同名小说创作的改编作品。还原现实不仅在“现实-小说-电影”的多重转换中变得希望渺茫,而且从一开始就并非导演的本意。多米尼克想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真假参半的叙事诡计。
电影《金发梦露》剧照。
但这仍然不能消解观众的愤怒。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会很大程度参与公众的记忆重塑工程,也是因为这是玛丽莲·梦露的故事——这个女人生前身后已经被讲过太多版本的故事,意淫和造谣沸反盈天。在她短短的36年韶华中,却没有多少时间让她说心里话。遗留下半本自传,最后一篇手稿写于她与第二任丈夫相识时,再无续笔,此生未完成。
《金发梦露》中,梦露对剧作家说:“爸爸,你永远不会写我的,对吗?”但她随即发现自己还是成为剧作家原稿里的一部分。电影编剧应该想到,这样写真实的玛丽莲·梦露也是残忍的。很多时候,成为叙述者是一种特权,成为被叙述者则是一场劫难。《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有这样一个巧妙的譬喻:“作为由男性‘用笔创造出来的’创造物,女性‘被监禁在笔杆之中’。”
最近刚好看完了著名的历史音乐剧《汉密尔顿》。我很喜欢这出戏,但观看全程始终有个小遗憾:即使颠覆了历史,大胆到让有色人种扮演美国国父,但戏中的女性角色基本还是围绕着家庭单位打转。然而,在这出戏的结尾,一首动人的《谁会活着,谁会死亡,谁会将你的故事传唱》(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竟然力挽狂澜地弥补了这种遗憾:当男主角死去,同时代的人纷纷老去,是谁来讲他的故事,让他活在后辈的记忆中呢?答案是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我重新把自己写进史书。”拥有了叙事者的身份,这个女人终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配角、一个曾遭背叛的妻子和一个丧子的寡妇。跳脱出故事,她成为讲故事的人。
音乐剧《汉密尔顿》剧照。
《汉密尔顿》给我的惊喜,恰如《金发梦露》给我的遗憾。前者把女性从叙事中稍稍解放出来,成为叙事的创造者;后者又把女性监禁回笔杆之中。英年早逝的梦露再也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故事了。我的愿望只是不要再封住更多的她们的嘴。
她们都值得说出自己的故事。
作者/雁城
编辑/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